上上策刘伯承去休假，身后跟着两个人，刘伯承笑称：他们是找我要账的

“1953年8月5日清晨，江风直往袖口里钻——’院长，真不带家眷，只带这俩？’警卫员忍不住小声嘀咕。”码头上人来人往，刘伯承微微一笑，看了看身后那位俄文翻译和那位院刊编辑上上策，“他们是来向我讨债的。”一句玩笑，让围观者更加摸不着头脑：休假带翻译和编辑，图啥？

渡船发动，汽笛拉长，惯性把话题抛向了背后。同行者悄悄翻出厚厚资料夹，里面夹着《苏联红军野战条令》原文以及军训部分送审译稿。事情渐渐清晰：刘伯承要在大连“一边疗养，一边清账”，把这部二十多万字的条令重新核校。

假期为何演变成加班？得从两年前说起。1951年春，南京北极阁那幢古色小楼灯火通明，天刚擦亮，刘伯承便在阳台做简短拉伸，随后抓起放大镜钻进书堆。俄文教材、德国战史、苏军战役笔记铺得到处都是。十点左右，他下山进院工作；夜幕落下，楼里依旧沙沙作响。一次老旧电线冒烟，他竟全无所觉，警卫硬是把他拽到院子才避免火情，旁人看得心惊。

高强度劳作很快在身体上留下痕迹。刘伯承右眼在战争年代就已失明，全部视力寄托在左眼。长时间盯纸，视神经胀痛，头晕、失眠随之而来。偏偏那一年上上策，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急需一堂“集团军进攻战役”课程，他顶着巨压亲自备课——37000字提纲，18天内完成，从黑墨修到蓝墨，再到红墨定稿，整张纸像战场标图，密密麻麻。六小时授课结束，学员直呼“过瘾”，教员感叹“老院长下手太狠”。可当晚刘伯承就因头痛到窗前吹冷风，连水杯都端不稳，这件事一直没对外声张。

身体发出的警报越来越急。中央三番五次让他外出疗养，他总说“忙完这件就走”。1953年暑期学员放假，学院事务稍松，他才松口：到大连歇两月。然而，翻译室同志把条令校译稿连夜送来，他看完眉头一皱，不少术语对不上实战，用词模糊。于是临行前拍板——翻译、编辑跟着走，统统在海边“还账”。

列车过山海关，海面折射着晃眼日光。下榻处紧靠海滩，本是疗养圣地，可刘伯承第二天就改成“翻译室”。早六点出门呼吸海风，六点半进屋对照原文。瓶装眼药水、放大镜、红蓝黑三支笔和一本词典摆成了“作战编组”。哪一句俄文含混，他先查资料，再让翻译大声朗读，随后和编辑琢磨中文表达。午饭十分钟解决，下午继续校对。夜深人静，他披衣到助手房里复盘，房门虚掩，海浪声伴着讨论声此起彼伏。

一句“每个字都压着一个兵的命”不是修辞，而是底线。他认为军事著作翻译离不开三项硬本领：外文、中文、军事学识。缺一，行文就会走样。比如“集中突击”这一条，他前后斟酌五次，既要契合苏军惯用术语，又得贴合中国军队指挥习惯。遇到苏军坦克、炮兵协同章节，他把自己在平型关、百团大战摸索出的规律代入，一旦感觉文字与实际战场动作脱节，立即返工。

高负荷工作导致左眼经常泛红，泪水止不住往下滴。警卫劝他戴墨镜，他摆摆手：“看得清楚要紧。”恰逢盛夏，大连昼长夜短，他却几乎把白昼黑夜都装进了条令里。星期日也不除外，偶尔海边散步，也是边走边想——某个术语换个措辞是否更顺畅？助手暗暗算了下，七周时间，刘伯承日均伏案十一小时，硬是把21万余字译稿逐行逐句校改一遍，外加6000多字“译本说明”，把苏联卫国战争经验与中国战例对应标注，方便部队学习。